(41)参见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9页。

二、精兵简政与行政法制的初构 无论置身何种体系，行政法治的生发都根植于对公权力规范运作的内在需求。2019年，在国务院正式通过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未将五项程序列为必经程序。

2.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的原则。为实现目标，对当事人公开、合理的事前告知，陈述申辩权，对陈述申辩是否采纳的说理，救济权利的告知及时效等，都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配备，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地位和对抗权利得到了有力保障。行政机关不再坚持传统高权行政的命令者姿态，而是在给出建议、信息或者指引之后，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自主选择。第四阶段进入审批改革(2013年至今)，出台权力清单，下放审批权限，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①。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机构改革的成效亟须法律制度加以巩固，行政法制迎来了第一次发展的契机。尽管两大法系建构法治的根基有别，预期的行政法治路径亦有分野，但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同追求，使两大法系的行政法学都呈现出了对权力限制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权力概念的外延，宜另文论述。

[94]读者不妨试想：古往今来哪个国家的法规定过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的权利？答案是没有。而那半个世纪，特别是其中前二十多年，法学通论介绍的基本上都是日本学者守持的法学基本概念和命题，包括权利概念和相关命题。[49] 同上书，第30、52页。为了系统、严格地区分权利和权力，宜以实质分类标准取代形式分类标准。

不过，按21世纪法学标准属于权利的现象，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权字指代的。日本1865年经西周训点和翻刻《万国公法》后，最早接受和使用权利（權利或権利，日文两者通用）[43]一词的学者和著作，是加藤弘之和他1868年发表的《立宪政体略》。

它们源于欧美，但经过了日本学者的加工改造。日文原文为：庶民悉ク代議士トナルノ權利ヲ有スルモノニシテモ、選択ノ權利モ亦庶民悉ク之ヲ有ス。有法史学者认为，由于有别于中国传统律学的近代法学是舶来品，在中国缺乏足够的传统支撑，故就整体而言，我们近代以来的法学便是对西方学问照单全收的状态，不论它们是从西方直接进口或经由日本转口而来。结  论 考虑到本文主旨，基于上述文献资料、史实和相关论述，本文得出以下数点结论。

[55]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同上注，第429页。但应该看到，分析法学中以霍菲尔德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与包括欧美国家宪法、法律在内的现代各主要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状况并不好。而且，如果从文本看，当今主要大国的宪法，也没有在实在法意义上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实例。对中文法学来说，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在近代是先从欧美直接影响日本法学界，然后再通过后者影响中文法学的。

[116]笔者也很认同这种思想，故先把财产分为归属已定财产和归属未定财产，然后把归属已定财产进一步分为私人财产和公共机关拥有之财产（为简便也称公共财产，下同）。盖理义相待，而化以成矣。

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1839年《海国图志》的刊行，是英文法学中的right概念投胎权字母体，开始成长和向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转化的开端。

由于以上原因，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法学读物就不能不时常用悄然掉包、违反逻辑同一律要求的方式处置其使用的权利概念与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大幅度错轨的难题。这种做法传到中国使得权利一词的含义既脱离中国传统，又脱离中国的实在法和法律生活实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文法学对于权利和权力，往往采取似分未分、分而不明、按一时一地的需要凭感觉做选择的态度。而问题恰恰在于中外法学界从来没有就划分权利与权力的学术标准达成基本共识。[1]20世纪之前，中国法律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律学。民权之意趣既非异事，亦非奇谈。

箕作麟祥最早的法学译作是1870年出版的《法国刑法》，这本标50个页码实际上100页的书，从头至尾没有出现權利这个词。（3）公共机关（通常为国家机关）财产转化为法定公共利益，法律上表现为各种权力。

法学研究是个性化的活动，一个学者愿意使用何种权利概念，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再说，中外已有的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法学论著本身也值得研究。[47]但是，到1871年箕作麟祥出版《法国民法》时，情况开始改变，这本标明65页实际上130页的书，译的是《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的节选，而且是以義務为重点选择条款翻译而成的，所以通篇满布義務，但權利、權利義務的出现次数也不少。

[[100]] 例如，笔者逐篇浏览《中外法学》、《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至2021年第3期一整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权利使用量数以百次计，但皆为外延单纯型，无一属外延复合型，包括张恒山教授的《论权利之功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115]他特别推崇慎子之言：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分未定也......积兔在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

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法律上推定有权利者，无需举证该权利。对于民权的权利性质及其与国权的关系，其实19世纪末的清廷是看得很清楚并且有定论的。[33]不过，这位美国学者得出结论的证据显得不够充分，论证逻辑也让人费解。

[85] [日]织田万：《法学概论》，刘崇佑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33-135页。其中的政权包括警察权、裁判权，担保权主要指设官吏以保护人民之权。

[26]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私權トハ私身ニ関係スル所ノ權利ニシテ所謂任意自在ノ權ト称スル者ナリ。

另一方面，人们受强制标准的影响，很容易把管理功能强大的企事业法人的职能视为权力，同时也很容易把公共机关没有直接强制力的职能视为权利。此等字句初见不入目，屡见方知为不得已而用之也。

因此，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出生时间地点、出生家族和身世等学格特征，绝对不是对西文法学中right或droit概念的简单翻译。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包括公民、苏维埃国家（苏联、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国家组织。问题在于，国家所有权是特殊的所有权，并不都表现为民事权利，它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时表现为行使职权或权力。这里陈述的是从财产状况向各种利益、各种权转化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各种权也可以反过来向对应的利益和财产形态还原。

[48]例如，对该法典第1300、1352条中的相应文字，他的译法分别是：一人ニテ權利ト義務トヲ兼有スル時ハ其權利ト義務ト混同シテ相殺ス可シ。[57] 穂積陳重：《法典論》，東京哲學書院，1890年版（东京国会图书馆影印本），第174-180页。

他说：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私有财产、个人利益和与其对应的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公共机关财产、公共利益和与其对应的权力的主体是公共机关。

结果是，同一种现象或行为，在有些学者那里，在有些时候被认定为权利，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在另一些时候，却被认定为权力。[104] Bryan A garner,Black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Saint Paul:West,a Thomson Business,2004,p.1347. [105] 其中能力或‘权力的原文为capacity and ‘power。

视频：卡汉备战五月阿瓦雷兹比赛

查洛兄弟击败对手同时称霸超次中

十八大：落实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布局

我国最环保燃煤电站投产 或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江苏10城市重度污染 南京雾霾天或持续

雅各布斯、桑德斯开始大打口水仗

南宁2013年建900个废旧商品回收点

海耶：约书亚好好享受胜利的喜悦

空气质量新标试行 江苏多城市AQI达“污染”级

太原推进绿色供热全覆盖改善空气质量